过去的五年中，VR虚拟现实头戴设备的技术水平和可购买性有着井喷式的提升，VR也因此得以从实验室传播至更为广泛的消费者环境。这一过程伴随着人们对运用VR进行叙事(包括非虚构叙事)表达的日益增强的兴趣。项目“虚拟现实：沉浸式纪录片偶遇”在过去两年对虚拟现实非虚构(VRNF)这一新领域的生产过程和观众反馈进行调查和审视。来自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2014年至2017年间的虚拟现实非虚构内容数量由10增长至181，而VRNF如今成为各大电影节和纪录片节的固定节目似乎表明该增长趋势还将持续。

Here be Dragons/Within的CEO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将VR描述为“终极同理心机器”，用来总结VRNF发展背后的重要影响来源再合适不过。根据这一观念，VR能够通过赋予我们一种“在场感”——在空间上被转移至某一场景中心的感觉，引发观者对于被观察者的更为深入的认同感和同情心。“同理心”一词被普遍使用，其定义却总是模糊不清。在大部分语境下，“同理心”常作为涵盖了相关概念如怜悯和同情的广义用法，并被视为积极的社会行为和不断降低的边缘群体歧视现象背后的原因。许多早期将VR运用于非虚构领域的实践者认为VR能够提供全新而强大的媒介，促进人们的同理心和亲社会行为。

克里斯·米尔克的TED talk

值得注意的是，新颖的技术和艺术可以用于改变社会态度这一想法并非新生之物。长久以来，文学被视作让人感同身受的有力手段。实际上，思想家如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和琳恩·亨特(Lynn Hunt)已经将19世纪晚期畅销小说的出现与基本人权观念的大众接受度联系起来。举例来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类小说，以及奥拉达·伊马塔诺(Olaudah Equiano)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等受到奴役的非洲人的自传性经历纪事，被认为在英国和美国废奴运动的兴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类似的主张也见于传统的2D电影领域。“同理心机器”这一短语最早由电影评论家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创造，用于形容影院能够允许观众“更加理解不同的性别、种族、年龄、经济阶层、国籍、职业，以及不同的希冀、志向、梦想与恐惧。”以上例子为VR改变社会态度的潜力及相关论断提供依据，表示其延续了艺术和媒体允许我们深入观看他者生活的优良传统。

然而若将非虚构VR作为制造同理心的工具，其价值却也遭到多方的抨击。批判声音之一来自凯特·纳什(Kate Nash)，她认为该概念倡导的是一种主体与观者之间的“不合时宜的距离”。她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声称VRNF终究只能提供一种肤浅的他者相遇方式，并且这是一种想像出来的关系。她进一步论证，如果认为凭借这样的相遇就能深入理解他人的经历，VRNF的创造者们很可能弱化他人的痛苦，与此同时物化我们自身对这种痛苦的反应。

社会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则质疑了将同理心作为焦点与目的合理性。布鲁姆认为，把同理心看作道德互动的基础会造成行为背后的认知扭曲。比如说，我们倾向于对特定个体而非群体感受同理心，尤其对于我们认同其行为方式的群体，我们的同情感会远高于所谓违反了社会常规的群体，例如我们对于输血感染HIV的群体的同理程度远高于对使用海洛因感染HIV人群的理解。如果布鲁姆的分析是正确的，即使VRNF能够增强人们对特定个体的理解体验，这样的刺激作用也并非意味着同理心可以被转化为针对更大范围群体的同情式行为。

检验VRNF能否真正刺激同理心的增长不仅面临着理论上的阻碍，在实际操作层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难点在于同理心的测量缺乏普遍认可的工具和方式。研究人员倾向使用的自我报告式测量法，难以规避心理学家所描述的“需求特性”问题，即报告者在心理上为满足实验者的预判而作出回答，而非表达自身实际感受。

受到此类的“纯粹”同理心测量方法问题的启发，我们决定将焦点转而置于VR对广泛的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影响程度。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克里斯·米尔克的VRNF作品《西德拉的阴影》(Clouds Over Sidra)对观看者的阿拉伯人偏见心理的影响。这部作品描绘了十三岁的叙利亚女孩西德拉在约旦“Za’atari”难民营的生活。在西方社会恐伊斯兰和反阿拉伯情绪滋长的当前环境下，探索VR是否能够真正减少歧视之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又名「基督城」)发生的清真寺枪击案，英国伦敦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朝拜者袭击案，以及西方在几十年前的“反恐战争”和近期地中海移民危机的唤醒下，大范围崛起的反移民政党与言论，此种语境让我们看到VRNF可以作为抵抗歧视或类似负面情绪的有力工具。

虚拟现实纪录片《西德拉的阴影》中的画面，项目由克里斯·米尔克创作，联合国出品。(版权：Within/U.N.)

我们的研究

为调查以上议题，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室研究，其中我们调用了360° VRNF的两种模式，即浸入式和代理式。“浸入式”指观者在视觉场景的沉浸程度。在高浸入模式中，通过佩戴头戴式设备，观者的全部视觉环境被影片场景所充斥，我们在实验中提供Oculus Rift生产的头戴设备;在低浸入模式中，观者在传统的平板设备上观看影片场景，实验中我们使用的是三星平板设备。“代理式”指观者对观看场景的控制程度。高代理模式即原版360° 视频格式，而低代理模式则是视频的“导演剪辑版”，每个场景的观看视角固定。

完整虚拟现实体验环境下的参与者

这两种VR虚拟现实模式的结合产生出四种不同的体验条件：高浸入和高代理模式的组合意味着参与者运用头戴设备并能通过头部移动控制观看角度(“完整”的VR体验);高浸入和低代理模式的组合中，参与者运用头戴设备但观看角度固定不随头部运动而改变;低浸入和高代理模式的组合允许参与者使用三星平板设备观看纪录片，同时打开设备上的“魔法窗口”应用程序，通过移动或调整平板设备的位置改变观看场景;最后，低浸入和低代理模式组合中的参与者在平板设备上观看纪录片，视角也是固定的，与传统非VR电影的观看方式类似。每种组合条件下我们测试了32名参与者，一共生成132份参与者样本。

我们使用两种方法测量不同组合条件下的纪录片观看效果。第一种方法是通过详尽的问卷调查测量针对阿拉伯人或者穆斯林的微妙的偏见心理。重要的是我们还测量了针对阿拉伯人的潜在态度，其中使用的是隐性联想测试(IAT)的新版本。这个测试通过对比参与者配对概念的速度差异，揭露人们对不同类别的概念所做出的潜意识关联。在我们设置的IAT环境下，参与者(全部拥有欧洲背景)进行阿拉伯人和白人与积极和负面词汇的分类配对。如果参与者对于白人和积极词汇的配对按钮作出更快的反应，我们将其界定为偏好白人欧洲人。与之相对，如果参与者对于阿拉伯面孔和积极词汇的配对按钮反应更快，我们则将其界定为偏好阿拉伯人。

最后的测量工具用于调查实验中的VR干预所导致的同理心和偏见态度变化，及其是否导向行为上的良性改变。我们向参与者提供一个由叙利亚难民运营的慈善基金会信息，他们可以选择从参与实验的报酬中抽出零到十欧元间任意金额捐赠给该基金会。为进一步测试参与者对基金会的态度，我们还询问了他们订阅基金会邮件的意愿，并且告知这一订阅行为在未来有收费的可能。

为观察VR对于潜在和明显歧视的影响程度，我们分析了四组参与者在两种测量评分(分为观看前和观看后)中的差异。自我报告式测量下，我们的数据显示四组参与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微妙的偏见情绪水平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纪录片的观看媒介对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偏见水平没有影响。当调查IAT测量结果的时候，我们发现评分较低的参与者(对阿拉伯人拥有更少偏见)在观看纪录片之后的分数相比观看之前有明显的影响。然而，所有四种条件下的模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纪录片的观看方式对于偏见水平的改变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agency:代理模式

Immersion:浸入模式

High:高

Low:低

Implicit Bias Towards Arab People: 针对阿拉伯人民的隐性偏见水平

Time: Pre-Viewing, Post-Viewing: 时间：观看前，观看后

图注：云雨图表(Raincloud Plot)显示参与者观看纪录片前后的隐性偏见水平。靠右表示对阿拉伯人的偏见水平升高，“云”显示分布，“雨滴”显示个体参与者。实心点表示平均值，误差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

最后，通过测量叙利亚难民慈善基金会的捐款以及订阅基金会邮件的倾向性，我们调查了观看条件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程度。两种测量方式下，结果也与偏见水平的测试类似。虽然参与者确实倾向于向基金会捐款——平均捐款数额在4欧元，然而四种条件下的数额并没有显著差异，邮件订阅的情况也是如此，四种条件下的订阅率都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Amount Donated: 捐赠金额Immersion: 浸入模式Agency:代理模式High:高Low:低

图注：每种条件下的基金会捐赠金额。如图表所示，金额完全不受条件的影响。误差线代表95%的置信区间

意义与讯息

我们的调查发现是否支持虚拟现实作为“终极同理心机器”的论断呢?总体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实验结果表明，360° VR作为内容传达的媒介相比其他更为传统的方式，并没有在减少偏见或促进亲社会行为上展现出更为卓越的表现。许多VRNF内容创作者认为VR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改变社会态度的机遇，尽管以上调查结果可能会让他们大失所望，我仍将在本文的总结中，就我们对何种形式的VR内容更能有效地实现该目标的研究和想法，作出一些简要的提示。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未找到任何显著证据证明内容体验媒介能够改变人的外在态度或隐性联想行为，但这不意味着《西德拉的阴影》对于观看者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我们发现无论以何种形式观看该纪录片，它都明显减少了观者对阿拉伯人民的隐性偏见水平，也即是说，虽然VR作为“终极”同理心机器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推翻，而埃尔伯特所认为的电影是联合人民的有效工具这一理念却得到再次验证。研究传递的另一则重要讯息在于，尽管360度的视频是目前普遍使用的VRNF形式，这也归功于它在传统电影背景出生的内容创作者间有着较低的准入门槛，但就VR作为叙事表达的潜在使用工具而言，这种形式仍然流于表面。大量研究表明，更具沉浸性的VR类型或许比我们在实验中研究的“基本款”虚拟现实更能有效改变社会态度，尤其是那些带给体验者以“切身体会”感受的VR方式，如让人可以感受或控制不同民族、性别乃至身份的他者的身体。

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拓展VR的技术边界，VRNF创作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落入两个重要陷阱。首先是纳什所提到的不合时宜的距离的陷阱，她认为VRNF具有成为某种“经验旅行”的危险性，而这种危险性会在体验他者所处场景变成体验他者本身的情况下被放大。第二个问题则关于VR体验的非虚构属性，尤其是任何允许使用者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真实互动的VR内容。严格来说，允许使用者与环境互动并影响所处场景模糊了事件或体验的精确记述与幻想叙事的创作之间的界限。因此，非虚构纪录片某种程度上依赖其描绘“真实”的主张，互动VR在非虚构领域的运用意味着我们与纪录片作为“真实”事件的重演这一定义渐行渐远，并朝着将VRNF视为创造“真实”体验之手段的方向行进，而这样的想法可能导致我们的体验失去准确性。

尽管挑战与顾虑重重，VR创作者已经走在克服它们的道路上。简·高特莱特(Jane Gauntlet)的作品《与我共舞》(Dancing With Myself)旨在让使用者体会她在癫痫发作前后的特殊经历，证明了身临其境式VR在细腻敏感的处理方式下的确能够完成经历的分享。我们也看到有的作品运用传统纪录片的部分方面，例如真实录音，同时允许使用者自由无阻地探索视觉空间(BBC出品的《复活节起义》或《盲人笔记：走进黑暗》)，这一方向在给予使用者基于历史真实的体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VR的互动能力。未来的VRNF内容创作者很可能在这些早期先驱的作品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而强大的VRNF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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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失灵的同理心机器?虚拟现实能否促进亲社会行为并减少偏见?》

本文作为“虚拟现实，由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虚拟现实领域研究人员的沉浸式系列”和“沉浸式纪录片偶遇”项目的一部分。

作者：哈里·法默博士

翻译：温舜